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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公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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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节“公贼”

    这是我一直羞于一写的章节,我不想揭我那些淳朴可爱的乡亲的短处。但我深深地理解他们,他们的小偷小摸行为,都是因为生活所迫。饥饿思饮食,寒冷思火光,贫穷思富贵,饱暖思淫欲,千古同一理。唯其真实,才缺少不得。想来想去,还是应当把它写出来,奉献给你,让你真正了解我们寨子那段历史的原貌。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说过“窃书不为偷”我就先从杜小宝、孙二孬和高恩典窃书一事说起。

    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我们寨子里实在没有多少书籍可以查抄。支书刘庆典和红卫兵头目刘继先商量很久,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支书刘庆典说:“都知道孙乃社家里藏书多,就以他为突破口吧。”刘继先心领神会,马上组织红卫兵集合,带着杜小宝他们一群红小兵们,查抄了孙乃社的家。

    破落文人孙乃社是贫农成分,按说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查抄他家实在说不过去。但在没有更多的书可以查抄的情况下,抄他的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孙乃社读书不少,全无用处,酸腐得很,好逸恶劳是有名的。生产队里有了几个这样的人,生产肯定搞不好。他学的知识,除了用于卖弄,就是按照农家历给人看好日子,哪天宜什么,忌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懂得。他有一句人人都知道的名言:“犯了阳公忌,屙屎都不利。”队长组织种庄稼,他会阻拦说:“今天不宜栽种。”下地干活,他正在干的时候,忽然蹲下抽烟,别人说他偷懒,他说:“这是个破时,不宜动土。”惹得多少人嘲笑他,他依然我行我素。刘庆典和刘继先拿他开刀,也是对他的一种教育手段。

    红卫兵们到了他的家里,他一家人吓得哆哆嗦嗦的。他嘟囔着说:“今天果然是一个败家的日子,我算了一个早晨,到底还是应验了。”红卫兵们并没有败他的家产,只是翻箱倒柜,找他的那些烂书本子。查抄后发现,孙乃社家里藏书虽然最多,也不过百十本子。红卫兵们捡了一箩头,就让两个年轻人抬到了大队部。

    在查抄的过程中,上了高小六年级的杜小宝有生以来看到了这么多好书。他和孙二孬、高恩典商量,认为这书烧了实在可惜。孙二孬说,我元哥(他按辈叫元叔为元哥)也欠书读。高恩典说,孙乃社这家伙是老尖刀(吝啬),我想借他一本书看,说了好几次,就是不借,这一次我看我们可以采取革命行动,挑几本看看。于是,他们决定下手。

    孙二孬说是革命行动,也得用偷的办法。到了晚上,他们三个摸到了大队部。大队部的门槛很高,底下有一个活动隔板,可以卸下来,孙二孬三下两下地就把门板拆掉了。他自己个子大,钻不进去,他就让高恩典钻,高恩典上牙打下牙,有点想退缩,说我们信主人家不允许做贼,说什么也不肯进去。杜小宝哧溜一下就钻了进去,没有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那一堆书。在黑暗处看不见什么,只能用手摸,其中摸到了用布包着的一小捆儿书,他想,这可能是好书,不然不会包得这么严实,就顺手拿了出来。递给门外的他们两个以后,本来要钻出来,孙二孬说,日他妈,一不做二不休,你就再去拿一些出来。杜小宝折转身,又拿出了一些。孙二孬照原样把门槛弄好,三个孩子抱着书,去了元叔那里。

    元叔见到他们,也很害怕,但夸孩子们做得对。他们把书拿到灯下一看,都傻了眼,没有几本是他们中意的。但有一本新农村生产工具制造的书,元叔很感兴趣,说这本书不错。杜小宝说,归你了。特别是那包书,正是孙乃社常常卖弄的阴阳五行、算命打卦方面的书籍。但孙二孬看不懂。元叔说,你们看不懂,留下给我看吧。大家说,本来就是交给你保管的,反正你家已经抄过了,不会再抄你家了,都放在你这里吧,我们想看了,再来取。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普遍贫穷,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基本上没有重大抢劫案件。用一句公文类的语言说:“社会治安形势,总体上还是好的。”寨子里的年轻人喜欢挤着看的公社院外贴出的布告,上面公布的所有犯罪分子,几乎清一色是强奸犯。这并不是说,老百姓处在太平盛世,可以敞开着门睡觉。我们寨子里几乎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有偷窃的毛病。

    所有偷窃行为,主要是围绕嘴巴展开的。春荒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偷,就在下地挖野菜时,偷那些正处在返青期的豌豆秧儿。一边拽,一边用一些野生蒜苗,裹着豌豆秧儿吃,吃得一嘴青沬。豌豆角下来以后,就开始实质性地偷了,从豌豆角半饱开始偷,一直偷到豌豆角白背儿。到了秋天,偷的内容丰富起来,男人们以割草的名义,用箩头往家里偷苞谷棒子,偷红薯。妇女们只要摘棉花回家,裤腰里塞的都是棉花。大白天不容易偷更多的东西,有些人干脆到后半夜出去偷窃。因此,到了庄稼即将成熟的季节,各个生产队都成立有“护青队”让基干民兵们轮流巡逻打更,同样没有多大成效,说不定这些打更人,也要趁机往家里偷东西。

    偷得最出名的是狼叔一家。狼叔并不叫狼,他的真名是刘庆德。因为他在生产队里,好“咬槽”对任何事物都不满,无论是记工分,还是分粮食、分红薯,咬了这家啃那家,没有一家他不咬的,当然没有几家邻居不讨厌他。因此,人们说,这刘庆德最缺德。于是,针对他好咬槽的毛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狼”慢慢地,这个绰号在全寨子里传开了,他照样满不在乎,想咬谁就咬谁,谁也躲不出他的臭嘴巴。渐渐地,他的本名没有人叫了,长辈叫他狼,同辈叫他狼哥狼弟,小辈们喊他狼伯狼叔,他都是声叫声应的。

    狼叔两口子生育旺盛,不到四十岁年纪,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大的两个,刘继华和刘继省上了初中,小的两个,刘继英和刘继县上的小学,下余三个孩子还小,和杜小宝的弟弟妹妹们经常在一起玩耍。这样的家庭条件,肯定属于缺粮户。当时的皇粮国税都是集体交的,群众靠集体一年两度分配过日子,能够分到钱的农户,分粮食的指标也高,叫做余粮户。倒欠集体钱的农户,分的粮食少,叫做缺粮户。狼叔一家年年欠集体的钱,累计起来,上几千元,他拿什么去还?大家拿他没有办法。他说,社会主义总不能叫我一家饿死。

    由于家里缺少吃穿用品,他两口子是见什么就偷什么。一般的群众只偷集体的庄稼子粒,他们一家还偷其他财产。甚至连邻居也不放过,大人会偷别人家的鸡子、鸭子,小孩会偷人家的食物。小宝妈对自己的孩子常常说:“你们和刘继凡、刘继多玩时,要小心他们,别往家里领,防着他们偷咱家的东西。”说归说,其实,也没有见过刘继凡、刘继多到他们家偷过东西。只有一次,小宝妈妈在端午节时,给小宝妹妹做的香布袋不见了,找了个遍儿,也没有找到。后来,到街上喊孩子们回家吃饭时,看到刘继凡的脖子里,戴了一只香布袋,越看越像是自己做的。

    红卫兵们开始揪斗一般人时,小偷小摸当然也在其中之列。大家排了排,小偷小摸之首,当推狼叔无疑,于是决定去抓他游街示众。

    一群人到了狼叔家里,有人带头喊起了响亮的口号:“打倒人民‘公’贼!”大家就跟着同样高声呐喊:“打倒人民‘公’贼!”想起来让人十分好笑,这里的“公”贼与人们常说的“公贼”不是同一个概念。不知喊这个口号的人,是如何想出来的,可能是套用了公贼这个称呼。意思倒也没有错误,公贼者,就是经常偷公家的贼,还有一层意思是,是寨子里群众公认的贼。

    狼叔显然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在口号响过一阵之后,他从容地出来说:“我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请大家等一等,我办了一件事儿,就和大家走,杀我剐我都认了!”大家就在门外等他。他进屋端出来一盆糨糊子,把门外光堂堂的板打墙涂抹了一大片,然后又进屋拿出了三张写得满满的白纸,说:“我贴了我的大字报就走。”说罢,把三张大字报严严实实地贴在了墙上。

    人们上前一看,都傻眼了,这是一张揭发别人偷盗行为的大字报。上边从支部书记刘庆典的女人开始,到生产队长贵亭叔一家大小都有,把时间、地点、偷的什么东西,开列得一清二楚。红卫兵义愤填膺,上前抓他的衣服领子,说他胡啃乱咬,大队治保主任张群柱出来打圆场说:“算了算了,刘庆德,念你是个铁杆老贫农,不再揪斗你了,你要悔过自新,下不为例。”狼叔龇牙一笑,对张主任说:“哦,不斗我了?我还打算用广播,把咱寨子里有的不要脸女人偷人的事情揭发一下哩。”

    狼叔就是这么一个人人惹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