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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忽必烈的谋士中，郝经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祖天挺，元裕尝从之学。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金亡，徙顺天。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往来燕、赵间，元裕每语之曰：‘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
郝经的祖先是潞州（今长治市）人，后迁至泽州的陵川（山西晋城），是儒生世家，他的祖父郝天挺曾是元好问的老师。金朝末年，他的父亲郝思温避难至河南鲁山。金亡后，迁居顺天。他家境贫寒，白天背柴担米供养家里，晚上则读书。五年后，被张柔、贾辅知晓，请为上宾。这两人家里藏书万卷，郝经通读之后，无有不晓。他来往于燕、赵之间，元好问常和他讲：“你像你的祖父，才气过人，要努力啊。”
从个人的角度讲，郝经的确是一个经得起磨难的人，而且很明显他和元好问的关系非常密切。
元好问是金、元之间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当时的北方文坛盟主。不仅二十四史中的《金史》纂修，主要依赖他的著述，而且他的词，写的绝对可以媲美宋代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就出自其手。
但元好问又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学者，甚至可以说就是在儒门中，也有点被刻意忽略，因为他有两件事为后人所诟病。一是他向北元举荐了五十四名金朝儒士；二是在他晚年，他与友人张德辉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同时还请忽必烈免去儒生的兵赋，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身为汉人，当然现在是金人，以旧朝之人向新朝举荐人才，好像问题并不大，反正捏着鼻子也就算了。而且他举荐的人中，有十五个在元史中有传，说明他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但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就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有点无耻了，老忽又有鸟资格当什么儒教大宗师？
后人有时候很奇怪这些儒生的行为，也许我们只有理解了“汉统”与“儒家的道统”之间的关系，才能明白他们的所为。
郝经在他早期的诗文里面，不乏对蒙古人的攻击，如“北方胡为来，掣箭飞砂石”，老百姓更应当对他们“暗而陷(井)之”等等。可是等他被忽必烈招进王府重用，他就变了。在他所写的《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中，为从理论上阐明北元政权的“道统”，他明确指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这在儒学中叫什么，这叫“用夏变夷”。由此可见，“和平演变”的知识产权，根本就不属于西方人，我们的儒生真应该向他们收大把的专利费。
有了儒生们理论上的指导，再加上忽必烈对他们的重用，汉军三大世家基本上忠心耿耿地追随忽必烈，也就并不奇怪了。
可是，无论如何，咱总觉得其中好象有点不对劲。生活在这块东亚土地上的人，仅仅就是由你们这些所谓的“士”和“儒”来代表吗？不见得吧？
虽然我们说不出多少道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把“儒家道统”寄托在一个“汉化”的忽必烈身上，这本身就有问题。这说明您有依赖性，甚至完全可以说您“软”。而且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您这样的行为，为后世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例子，虽然您并不是第一个。
每一个从外面到这块土地上杀一下、抢一把的家伙，只要实行所谓的“儒家道统”，就可以被原谅，甚至接受他们了？为什么后世的满清来了，杀了个尸山血海，又大肆起用这些士子儒生？为什么日本人也来了，烧杀淫掠，又大谈什么“王道乐土”？别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你们，他们早就从历史中了解了你们，甚至看透了你们。
在蒙古入侵北中国时，郝天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中病逝，郝经的家族里更有多人死于兵祸。郝家正是在三峰山之战的过程中，撞上了蒙古汉军的河北兵，由此全家归顺，所以后来才能被张柔所知。
这样一个有着家仇国恨、理应对入侵的强盗痛恨不已的人，一旦别人举起所谓的“儒家道统”旗子，立刻就变了，转而改为极力维护别人的统治，如此的行径又让别人怎么想？
“儒”的名声为什么被搞坏了？它的地位为什么在后世一落千丈？不要找别人，还是先问问这些所谓的儒生。
元好问也是郝经的老师，不难想象，他对郝经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同样是影响，杨邦和胡铨带给文天祥的，为什么又不同？如果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评价，不客气的说，恐怕只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
历史总是会给我们留下很多讽刺，这个重文轻武，以文教治国，被视为文人天堂的灿烂的宋朝文明，恰恰是文人，在它的陨落过程中，扮演了许多不光彩的角色，是他们亲手参与摧毁了他们的“天堂”。
在征服宋帝国和夺得天下的过程中，郝经同样给忽必烈两个重要的建议。他的第一个建议是关于如何征服江南的。
在1259年蒙哥攻宋的开庆之役中，他曾经给忽必烈上过一篇很长的《东师议》，这篇《东师议》气魄不小，在郝经的传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在文中，他针对南宋的防御态势，不仅对蒙哥的征南战略提出批评，还向忽必烈阐述了他对此次进军的看法。
“……渐次以进，以图万全，则先荆后淮，先淮后江。彼之素论，谓‘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今当从彼所保以为吾攻。……”
郝经向忽必烈提出：如欲稳妥地征服南宋，应该逐步地进军，先荆襄、再两淮，然后是长江。因为南宋的主要战略是，“有荆襄地区则可以确保两淮，有两淮则可以确保江南”。如今我们应当攻其必保。
这个以荆、襄地区为进攻重点的方略，甚至要早于后来叛逃的刘整所说的：“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若得襄阳，则浮汉入江，宋国可平。”它对宋帝国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后期北元征服江南，基本上就是郝经和刘整的这个路数。
在南宋帝国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北方军队对它的进攻，一直是三个方向，西边是川陕地区，中间是荆、襄，东边则是江淮地区。在战略上，金和元早期都采取三路并进。这个战略虽然能给帝国以极大的震慑，但它本身也有兵力分散，无法相互支援的弊病。
蒙哥的计划是上述方案的改进，他以四川为主攻方向，准备占领长江上游，顺流而下。中路和东路作为牵制，让中游的宋军无法对川中进行支援。但是，四川山地较多，易守难攻，短时间很难肃清对手，主力大军无法抽身沿江而下。因此，这依然并不能快速有效地突破长江防线。
相反，宋帝国的主要战略是，在川陕地区依据山地坚固防守，荆襄地区凭借长江为支撑。而江淮地区，虽地势开阔，不易守御，但哪里有帝国战斗力较强的江淮军，以城镇为依托，对方难以快速取胜。三地通过水道，可以方便的调兵支援，乘隙击破对手。
但在川中宋军受到不断打击，已经被大幅削弱，无力出川增援的情况下，集中攻击襄阳地区则抓住了要害。襄阳在汉水边，是荆襄防区的前哨，一旦丢失，对手则可以顺汉水入江，沿江而下，江浙地区尽在囊中。
帝国的太祖平定南方，就是走的这条路，所以才有郝经和刘整类似的建议。可是这个战略还需要个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支水师。这个条件等刘整到北方之后，才算真正具备。
儒生们在灿烂的宋代文明陨落过程中，下手不狠吗？骂他们几句并没有冤枉了他们，因为最了解我们的，就是他们这些所谓的自己人。
郝经给忽必烈的第二个建议更重要，因为这关系到老忽的汗位。
“及世祖渡江围鄂州，闻宪宗崩，召诸将密议，经复进议曰：……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蒙哥在四川的死讯传来，忽必烈立刻召集众人商议。郝经再度进言：阿里不哥已经下了大赦令，收买人心。并且他还任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占据燕都，根据图册户籍，号令各地，这就是拿自己当皇帝了。老忽你虽然收买了不少人心，而且手中有重兵，但金世宗不就是乘海陵王南征之时夺位的吗？如果阿里不哥行事果断一点，假称受遗诏，立刻即汗位，诏告天下，您有家都回不去了。
对于了解几千年权力斗争史的儒生们来说，这里面的道道，他们是很清楚的，阿里不哥等人真的差了点火候。
接着，郝经又建议忽必烈：“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僭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
郝高参接着说道：“老忽，您应该立刻放弃辎重，轻骑而归，渡淮河乘驿马，直奔燕都，只要您一空降，哪些鸟人的阴谋诡计自然也就玩不起来了。另外，您还应该派一军前去‘迎接、保护’蒙哥的灵车，防止玉玺‘丢了’。然后再派人召旭烈兀、阿里不哥、摩哥等兄弟，以及各位王公驸马，一起到和林来办丧事。同时派人到各地去安抚人心，并让真金太子坐镇燕都。如此，把情况挑明了，事情也就定了。”老忽您看，这并不复杂吧？
忽必烈按这个建议做了，最终他登上了北元帝国的顶峰。但好象其中的阴谋诡计少了点，这就在另一个人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