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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旦是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母后和群臣拥立为皇帝的。他不明白那个已经做了皇帝的兄长是怎么被废弃的，也不明白一夜之间自己怎么就成了大唐皇帝。
他没有看到乾元殿里御林军勒兵入宫刀光剑影那一幕，那是皇帝李显从皇帝宝座上下来的一幕，这多少对李旦是一种保护和关怀，让他再一次避免看到皇室残酷无情的一面，还有母后不容李显分说的最为威严的一面。
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什么。他只能观望，只能等待母后的吩咐和嘱托。
然而，他看到的是母后日复一日的临朝称制，于是，他很快就明白，其实他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做；也终于懂得，那改元称制大赦天下的浩大场面，那率领文武百官重上尊号给太后，都是做给群臣做给天下看的，与他这个皇帝并无多大关系。
这足以使他如释重负，他乐得以局外人自居，打发他的悠然自在的日子。外面的吵吵闹闹，他充耳不闻。
太多的腥风血雨，使他麻木，使他自省。既然抱定与世无争，就要远离是非，远离权力角逐，主动放弃恩恩怨怨。
他看到了一个强势的母后，一个充满自信刚毅无比的母后，而她的权威更是容不得任何人的挑战。李旦十分信服母后，真心希望母后执政。
在李旦面前，母后是一座望而生畏高不可攀的大山，她的智慧。她的超强作为，只能仰之。不可逾越。母后是他的靠山，他可以引以为荣。引以为自豪，但却不需要也不容许他通过母后这座靠山、这个榜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达到任何个人的目的。
就在平息扬州之乱，首辅裴延被清除之后，光宅二年正月，武后宣布还政皇帝。
这使李旦感到吃惊，并为此坐立不安。近两年来母后亲政，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也没有流露过自己要执政的意向，自认为也没有什么任何不当言行引起母后的不满。于是。他坦然请求母后收回成命。
母后不答应，他再次请求，如此接二连三。他知道母后这是在试探他，也是在向朝廷向天下虚与委蛇，做出还政皇帝的姿态。于是，一番母子你来我往的谦让推辞之后，自然是母后欣然接受李旦的请求，继续执政，并为此宣布大赦天下。
皇帝李旦不希望那些大臣为他叫屈。更反对王室成员为他铤而走险。这些年来，他看到了也感受到了宫廷内外发生的一切变故，而这些变故大多都是围绕他这个名义上的皇帝展开，不管是出自个人的私心还是为了维护大唐正统。都未能绕过他这个皇帝。
他能够清醒地看清事态各方的目的和意图，尽管也有自己的个人取向和内心感受，但每一次事态的双方几乎都不会考虑他这个当事人的任何意向。也不会顾及他个人的任何一点情感。他们可以认为，这完全是没有必要的。或者从一开始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要从他这里依靠什么或者得到什么。
他们注重的是事后而不是眼前，眼前的目的无非是各自要把对方打倒。其他的一切都不无关紧要。一切都是以他的名义或打着他的旗号在进行，一切又与他毫不相干，这对于皇帝李旦来说，无疑又是一种保护，因为，他们争夺的结果是把与他相关的一切责任都推向各自的对方。
他不想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的特殊身份不容许他表露任何的个人情感和倾向，知道无论怎样说怎么做都不能平息事态双方，只会招来是非，挑起更大的事端。
这对于他来说虽然是痛苦的，却又不失为一种最好的选择。他只为别人向母后求过一次情，那是刘祎之出事之后的一次求情。
不是刘祎之恳求他的，而是他主动为刘祎之说情。刘祎之早先是他最为尊重的侍臣，也是他的恩师，他不忍心自己恩师为自己遭受磨难。
他的请求没有得到母后的宽容和答应，这使他很失望，也使他很难过。其实，他哪里知道，那时候的刘祎之已经同母后做最后的决裂，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和帮助，当然也就不希望他昔日的主子今日的皇帝为他说情了。他不想为刘祎之开脱，也不能简单地评判母后，
宫廷的是是非非不是靠某种特定的说教来评定。然而，撇开是非恩怨，就人格而言，他也为刘祎之能在关键时候保持大节而感到欣慰。他只能保持沉默，也不需要表态，其实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光宅元年，三阳宫内，武后身着宽松的便服，端坐在暗红色的软塌上，坐在武后对面的是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刘仁轨。这是一位以儒将著称，饱读世书、智勇双全的老臣，自贞观以来一直身居要职。
显庆五年，刘仁第一次带兵出征百济，歼敌万余人；龙朔二年，在倭将毛野稚子等倾举国精锐向新罗发起进攻时，刘仁轨又奉命同其他将领带兵出击，苦战二十天，取得四战四捷的辉煌胜利。
战后，刘仁轨奉诏勒兵镇守百济；面对百济合境凋残，僵尸相属的局面，他收录户口，署置官长，开通塗路，整理村落，建立桥梁，收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百济余众，各安其业。
咸亨五年，为鸡林道大总管，东伐新罗，刘仁轨率兵径度瓠庐河，破其北方大镇七重城。以功进爵为公。望着这位比自己年岁大二十几岁、饱经沧桑的老人，武后不由自主地产生几分敬重。
“正则老身体可好？”武后举目，温和地向刘仁轨问好。刘仁轨杨起花白的寿眉，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尚好。只是早些时候又脱了两颗牙。”
并用颤抖的手在嘴边指了指。武后看到。那张开的嘴唇后面几乎空洞无物，当年的儒将雄风难觅踪影。坐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武后感叹道：“正则老是贞观以来的老臣了，现在在世的已不多。”
“是呀。当年向太宗先帝进言时，我还不到四十岁。一晃就是四十几年了，我也到了垂暮之年！”刘仁轨不无感慨地接应道。“我进宫时只有十四岁，现在不也是耳顺之年了么？”
对失去的岁月，武后似乎也感到伤感。同为贞观年间过来的人，彼此都有太多的了解，太多的感受。彼此所经历过的事情，殊途同归而各有千秋；时过境迁，一些在慢慢淡化。并从各自的记忆中退去。
一些还在继续，成为解不开的死结，说不清的话题。面对眼前这位心态复杂的老臣，武后的心情也是复杂的。
应该说，在治国安邦一些重大问题上，刘仁轨是有主见、有谋略的，并以文官之身，在古稀之年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更是难能可贵。然而对自己临朝主政，辅佐李氏皇室。武后知道，刘仁轨是耿耿于怀的。
首辅大臣裴延事发，刘仁轨留守在长安，武后派专使姜嗣宗赴长安当面听取刘仁轨意见。刘仁轨支持武后按谋反罪处置裴延，其实，那只不过是刘仁轨对裴延一伙排斥异己、打压文官重臣行为不满的一种发泄。并不表示他对武后临朝称制的赞同。
果然不出武后所料，就在武后击败李敬业造反。处理完裴延一伙之后，刘仁轨随即上书。用汉朝吕后祸败的事实来规谏武后。武后不想在这个时候点破此事，对于这样一个在朝廷有着举足轻重影响而又年迈的老臣来说，现在最需要的是安抚而不是论争。
考虑到都是贞观年间走过来的人，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特别是对先皇太宗的丰功伟绩，都是由衷的钦佩，于是武后就将话题引向贞观年间。武后开言道：“正则老出身寒门，得先帝太宗垂爱，在贞观年间就成就大业，感受颇多？”
刘仁轨不假思索即答道：“贞观年间，百废待兴，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先皇太宗不计门第，大胆起用庶人，臣乃得之任用良机。”
刘仁轨虽轻言细语，然感恩之情仍溢于言表。刘仁轨年轻时就不畏强势，刚正不阿。
太宗贞观十四年十月，陈仓折冲都尉鲁宁自恃品秩高，豪纵无礼，无人能止。刘仁轨对其好言相劝，令其不可再犯。可鲁宁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刘仁轨遂将其投入狱中。鲁宁在狱中不知悔改，对刘仁轨横加谩骂。
刘仁轨一怒之下将鲁宁乱杖打死。太宗闻知此事，大怒不已，他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八品下县尉，竟敢杀折冲大员？于是将刘仁轨押至长安，当面质问。
面对唐太宗，刘仁轨毫无畏惧，感慨陈词，最后言道：“鲁宁对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实忿而杀之。”唐太宗闻后，知其原委，故转怒为喜。刘仁轨由此受到太宗的器重。
对刘仁轨早年这段世人皆知、扬名天下的往事，虽已被刘仁轨后来的丰功伟绩所轻化，但一想到贞观年间那些往事，武后感慨颇多：“是啊，你我都是贞观年间过来之人，深得太宗先皇厚爱，都应报知遇之恩；
先皇破门阀之见，用庶人之才，实乃明智之举；先皇的文治武功无与伦比！”武后盛赞先帝太宗，进而反问，“然我朝元老，唯门阀士族是举，视寒门庶人于不齿，岂不淤腐？”
刘仁轨听出，这后半句分明是对已经过世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那帮元老重臣发泄不满，看来武后对他们反对她立皇后的过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忘记。
事实上，自己对武氏立皇后也是由衷的拥护，对豪门贵胄也有一种本能的抵触，看不惯长孙无忌一帮元老专横跋扈、蔑视寒门庶子的言行，不能接受的只是先帝高宗和武后对长孙无忌他们的残酷处置。于是接前不接后回答道：“太宗先皇乃一代明君，得天时、地利、人和；以德治国，创贞观之治。天下信服！”
“你不觉得玄武门之变太残酷么？”武后话锋一转，突然冒出一句硬梆梆的话来。“臣以为。那是不得已而为之。”刘仁轨快速做出回应。
“天下有许多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武后要的就是这一话题，紧接着道。“这个世界说到底，就是智者的天下，强者的天下，什么兄弟之情，血缘之亲，都是靠不住的！一个怀天下之大志、有旷世之奇才的人，能甘拜下风，俯首称臣么？”
刘仁轨没想到武后会挑起这一沉重的话题，而且咄咄逼人。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本以为武后召见自己，是为自己前不久上书之事，然而，武后却是有意回避，上书之事只字不提，好像这件事根本没有发生一样，这就使他更为忐忑不安。
就规谏而言，他只是尽一个做大臣的本分，完全是出于善意而别无它图；真心实意为武后担忧。不愿再看到宫廷毫无休止的杀戮。有一点他听得非常清楚，武后是在为自己的为政之道张目。
于是，刘仁轨依然规劝道：“天下非强者智者莫属，我大唐能有今日概莫如此。然世事诡谲，常理难违啊？”武后听出这话外之音，知道刘仁轨的谏言。是担心自己一些作为不利于朝廷，会给朝廷造成更大的祸乱。也给自己带来不测。
老人的良苦用心足以使武后为之感动。武后在太宗身边服侍十几年，亲眼看到太宗从谏如流的大度胸怀。深知广开言路对于治国安邦之重要。刘仁轨得太宗重用，
也得益于他敢于直言进谏。还在刘仁轨任栎阳县丞期间，太宗欲往同州狩猎。正值秋收时节，百姓忙于麦收。皇帝狩猎，势必兴师动众，耽搁农户收割，
造成人为的损失。刘仁轨从体贴百姓出发，上书进言，据理规劝皇帝推迟行事。向皇帝直言进谏，在当时也是太宗所倡导，其所形成的风气，无论是对当世还是对后世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以至于把敢于进谏，
敢于对皇帝说实话真话作为为臣做官的一项道德标准，作为衡量一个大臣对君主是否坦荡忠诚的重要标志，一些士子文人也由此置身官场而出名。
唐太宗显然被刘仁轨进谏所感动，特降玺书表彰刘仁轨：“卿职任虽卑，竭诚奉国，所陈之事，朕甚嘉之。”
不久，刘仁轨任新安令，后累迁给事中。其实，武后并不反对大臣进柬，这是大唐国君李世民治国风范之所在。
她所反对是那些对她恶意中伤或诋毁她人格的大臣，只要是善意的进谏，她都能虚心听取，择善而为；即使是她不能接受或与己相左的进谏，她也能宽怀以待，不会刻意追究其是非曲直，最多也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
她知道，进谏是一种风气，也是大臣的一种职责，这其中也不乏沽名钓誉和哗众取宠者，更不乏事无大小动辄引经据典以显示自己才华智慧者。
即使像刘仁轨这样不墨守成规的大臣，而在早年，也难免不入窠臼，他的那篇劝皇帝不要在农夫收割之前狩猎的进谏就是例证。
明明是一件一点就明的事，非要来个“周王询于刍荛，殷后谋以板筑，故得享国弥久……庆留后叶”,如此等等，讲了一通道理，绕了一大圈，才讲到所要讲的事。
然而，为了治理国家所需要，也为了更好地与大臣合作，她必须满足大臣进谏的欲望，尽可能多吸纳大臣的意见。
武后此次召见刘仁轨，无非是想同这位德高望重、功成名就的老人交换一些意见和看法，进一步表明自己集思广益、博纳群智的姿态和意向，并对规谏者施之以关怀，给他更多的抚慰，以打消他的顾虑，原本就没有说服他的意图。
对于武后来说，有些事情只能是行动和效果，而不是言语！她不是吕后，但也从来没有回避过历史上的吕后，自信不会重蹈吕后覆辙；
尽管她对吕后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但又不能透彻地了解几百年前的那个吕后，所以，她找不出多大的理由去同情吕后，也没有必要为吕后去辩白去分清是非曲直，更不需要借此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然而，同为皇室女子，同为皇太后，必然有着皇室女子同样的命运和遭遇；
深知处在皇室中的女子，有些事情是她们可以选择的，更多的事情不是她们能够选择的，即使她们做出了选择，很大程度上也是身不由己；
何况她们所施行的法则，即使是残酷的血腥的，但也是宫廷司空见惯的法则，其所产生的影响，所造成的后果，并不是她们完全能够预料的。
有失败就有成功，她要选择成功，就需要有比吕后更多的智慧和作为，也需要随时保持警惕，这也是武后善待老臣刘仁轨的原因所在。
为了安抚刘仁轨，武后言道：“正则老以朝廷为归宿，以天下为己任，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是为群臣之楷模，天下之尊师，吾等将以正则老之谏言为戒，倾心而作，尽力而为。”
刘仁轨听后，明白武后并无真心纳言之意。然大局已定，而他自己再也无力扭转乾坤，再也难言孰是孰非，只能由着太后自己了，于是谢言道：“太后言重了，老臣年迈体衰，言轻力微，难为朝廷尽力，为太后分忧；国事当头，还望太后自行决断。”
武后明白，这是老人肺腑之言，谦恭之中带有几分无奈。武后非常清楚，刘仁轨到了这个年龄，心有余而力不足，知道所有的规谏都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
刘仁轨能自知之明，多年来，他尽管对武后心存芥蒂，却仍能以宰相之位与武后携手合作，从不擅权僭越；又始终保持其独立本性，未与他人坑壑一气，从而避免与武后的直接交锋和对抗，这对于刘仁轨来说，实为不易。
而那不居功自傲，不挟功要宠的胸怀和品德，更是令武后所敬重。武后明白，对于这样一个德高望重、行将就木的老人来说，最重要是要予以更多的关怀和安慰。
于是，武后转而向刘仁轨仔细询问起日常起居饮食来，刘仁轨一一作答。
最后武后亲切安慰道：“正则老要多保重身体，一些事能为则为，不能为则不要勉强，千万不要过于操劳。”刘仁轨谢恩。(未完待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