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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安史之乱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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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书舍人、给事中担任中书、门下实际长官在唐朝并没有在制度得到确认。北宋元丰改制时,朝廷设立了以中书舍人为长官的中书后省以及以给事中为长官的门下后省。这种演变趋势最终定型。

    在三省职能发生改变的同时,宰相名号也发生着重大变化。贞观十七年(公元64年),唐太宗李世民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此时中书省、门下省的长官均为正三品官员,“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含义便是享有与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同样的参政议政的权力。

    永淳元年(公元68年),黄门侍郎郭待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秘书员外少监郭正一、礼部侍郎魏玄同四人共与中书门下同承受进旨平章事。

    这标志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同中书门下三品与成为专用的宰相称号。两个宰相名号同时存在,但两者却有所区别。

    《资治通鉴?卷二百零三卷》记载:“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示以平章事为名。”宰相名号由唐太宗李世民时期的纷繁复杂逐渐走向统一。

    两个宰相名号并存是为了区别宰相的地位。一至三品官中除了侍中、中书令外担任宰相者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四品官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玄宗时期,同中书门下三品的使用频率已经大幅降低。至德二载(757),肃宗任命李麟为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是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称号最后一次出现。大历二年,唐代宗将中书令、侍中的品级从正三品提升为正二品。而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的品级从正四品提升为正三品。

    随着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品级的变更,同中书门下三品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彻底地退出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中书令、侍中因为地位显赫而很少实际授予群臣。担任此官职的节度使或者重臣时往往仅仅获得名誉头衔,并不实际管理本省事务,因此“当然宰相”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几乎所有的宰相均需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

    这种变化体现了两种深层次的。宰相中虽然资历与名望不尽相同,但不会出现明显差别。皇帝可以基本不受限制地授予将自己信任的官员提拔到宰相的职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成为宰相的专有名词。

    鉴于政治体制的变化,宰相制度出现四个重要的新变化。第一、宰相由官职化转变为资格化。

    唐朝前期,一旦担任三省长官必然身居宰相。“当然宰相”构成宰相主体,而“委任宰相”仅处于辅助地位。三省长官均是体制内的官职。

    唐代中后期,宰相必然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号。代表宰相资格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本身不是体制内的官职。本身没有品级,仅仅是一个资格证明。

    第二、宰相由兼职化转向专职化。唐朝前期,宰相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本部门度过,而只在商议国事时前往议事堂。“诸司官知政事者,至日午后乃还本司视事。”唐朝中后期,宰相主要在中书门下办公,在本官署的时间有限。

    “宰臣数少,始崇其任,不归本司”。“不复视本司事矣”。第三,宰相由高端化转变为中端化。唐代前期,宰相一般为三品官员,有时为四品官。

    唐代中后期。中书舍人(正五品上)、给事中(正五品上)等五品官员出任宰相的情况开始出现。德宗至宪宗时期,翰林学士受到的宠信达到顶峰,号称“内相”。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官成为跻身宰相的重要途径。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官员品级一般四五品官员。

    第四。荣誉宰相由可控化变为泛滥化。为了表示尊崇,唐玄宗授予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称为“使相”。

    当朝宰相离京担任节度使时,朝廷为了表示尊崇有时会保留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但不再实际履行宰相职权。从下表可以看出,“使相”日将渐泛滥。

    此外,三师、三公、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等高级官职也频繁地授予割据一方的节度使。

    第一、太平公主与唐玄宗的矛盾极其尖锐甚至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因此她存在发动叛乱的动机。

    太平公主曾经与李隆基联手除掉韦皇后,拥立睿宗李旦即位。当共同的敌人消失后,两个强势人物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太平公主想要改立一位昏庸懦弱的亲王为太子,以便使她能够长久地保持政治影响力。

    李隆基并不是李旦的嫡长子,因立下大功而被册立为太子。太平公主借机大肆营造太子并非皇帝嫡长子不应被立为太子的舆论。太平公主安插很多耳目监视李隆基的所作所为。这让太李隆基子如履薄冰,如坐针毡。

    太平公主曾乘辇车在光范门内拦住宰相,暗示他们改立皇太子。在场的宰相们无不大惊失色。宋璟大声质问道:“太子为大唐社稷立下莫大的功劳,公主为什么突然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不久,唐睿宗对身边的侍臣说:“占卜的人说五天之内宫中恐怕将会有兵乱。”张说赶紧说:“这一定又是奸邪小人用谗言离间陛下与太子的关系。希望陛下让太子代行处理政务,那么种种流言蜚语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声匿迹。”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二月初二,唐睿宗下诏让太子李隆基代为处理政务。

    面对咄咄逼人的太平公主,李隆基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但李隆基策划的政治反击因为被刻意掩盖而不为人所知。史书中还是从侧面留下了一定的印记。宋璟与姚元之秘密向唐睿宗进言:“太平公主故意挑拨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与太子之间的矛盾,请陛下将宋王和豳王两人外放为刺史,并将太平公主与武攸暨安置到东都洛阳。”唐睿宗说:“朕现在只剩下太平公主这一个妹妹。怎么可以将她远远地安置到东都呢!”

    太平公主得知后勃然大怒并以此责备太子李隆基。力求自保的李隆基向唐睿宗奏称这是姚元之与宋璟故意挑拨自己与姑母太平公主以及兄长宋王李成器、豳王李守礼之间的关系,并请求对他们两人严加惩处。唐睿宗将姚元之贬为申州刺史。将宋璟贬为楚州刺史。

    这些政治纷争无疑使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关系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第二、叱咤风云的太平公主对政坛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因此她具备发动政变的能力。

    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十月。睿宗李旦做出了一项震惊朝野的决定。五位当朝宰相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五人全部予以罢免。睿宗李旦随即任命一批新宰相。刘幽求、魏知古、崔湜、陆象先、窦怀贞、岑羲、萧至忠陆续出任宰相。除太子李隆基的故交刘幽求以及睿宗李旦的亲信魏知古外,其他五位宰相均出自太平公主门下。

    太平公主身边聚集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其中既有当朝宰相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又有前任宰相、现任太子少保薛稷。既有皇室成员雍州长史、新兴王李晋,又有统兵将领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既有皇帝侍从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又有宗教首领胡僧慧范禅师。

    虽然史书对于太平公主叛乱之事言之凿凿,但不免使人产生种种疑问。

    第一,政变时机

    公元71年,七月,正值秋高气爽之季。一颗彗星出现在西方,经过轩辕星进入太微垣,到达大角星。彗星的出现标志着除旧布新。本来太平公主期望借此另立太子。八月初三,唐睿宗却出人意料地让位于李隆基,史称“唐玄宗”,改元先天元年。

    太平公主对于这个重大政治变革并没有采取过激的政治举动而是默默接受。虽然两人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但翻阅史书,并未发现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关系急剧恶化的征兆。太平公主为什么不趁唐玄宗立足未稳之际发动政变,反而唐玄宗登基一年之后羽毛渐丰之时铤而走险呢?

    第二。消息来源

    《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卷?唐纪二十六》记载:“(先天二年即公元71年)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新唐书》与《旧唐书》对此记载基本相同。曾担任相王府司马的魏知古是睿宗旧臣,并且一度兼任太子右庶子。筹划叛乱是极为隐秘之事。而魏知古既不属于太平公主阵营也与太平公主的关系并不紧密,魏知古通过何种途径得知太平公主的密谋?

    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魏知古从太平公主阵营得知这个重要消息,而出自太平公主门下的宰相陆象先是个合适人选。因为虽然他出任宰相得到太平公主的推荐,但特立独行的他却与太平公主走得并不近。

    《资治通鉴》记载:“初。太平公主与其党谋废立,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皆以为然。陆象先独以为不可……公主怒而去。”废立皇帝是极其隐秘而且重大的事情,那么太平公主难道不担心陆象先将此事透露给唐玄宗吗?

    无论是《资治通鉴》还是新、旧唐书都没有关于陆象先向魏知古或者直接向李隆基告密的记载。这说明陆象先应该没有泄露此事,可是如果陆象先对此事知而不报会触犯刑律,可是事后唐玄宗不仅没有追究此事,而且陆象先还积极替受到牵连的人开脱罪责。

    第三,行动过程

    七月初三也就是太平公主等人被指控发动政变的前一天,唐玄宗命王毛仲率领三百余名禁兵埋伏于虔化门。李隆基随即召见禁军将领常元楷和李慈并将其斩首。唐玄宗随后在内客省逮捕了贾膺福和李猷,又在朝堂上逮捕了萧至忠和岑羲。四人随即被斩首。窦怀贞逃入城壕之中自缢而死。薛稷被赐死在万年县监狱之中。

    政变在即,太平公主党羽为何会在政变前夕完全丧失警惕,在基本没有采取反抗措施的情况下被玄宗一一斩杀?“射人先射马,勤贼先擒王。”唐玄宗采取的清除行动没有首先指向太平公主,而是选择逐一清除其党羽。太平公主闻讯后仓皇逃入山寺之中。事发三天以后,面如死灰的太平公主从山寺中缓缓地出来,旋即被唐玄宗下诏赐死。无论是发动叛乱还是平息叛乱,擒拿对方的首领是取胜的关键,而唐玄宗为何反其道而行之?

    第四,召见崔湜

    在诛杀太平公主党羽之前,唐玄宗出人意料地召见太平公主阵营的崔湜。对此合理的解释便是唐玄宗想给崔湜最后一次机会,但史书对此次会谈的内容语焉不详。

    根据当时的形势,崔湜应该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将政变计划告诉玄宗并配合他铲除太平公主一党,要么将政变计划泄露的信息迅速告诉太平公主抢先发动政变,可是崔湜却并没有采用上述对策。

    从太平公主一党被顺利铲除的情形看,崔湜并没有能够将政变计划泄露的消息通知同党,而且显然也没有达到玄宗的要求。在如此关键的时刻,首鼠两端的做法无疑是最不明智的。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史书为何对崔湜与唐玄宗这次重要会谈的内容避而不谈给人含混不清的感觉呢?

    对于上述诸多疑问,难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太平公主会不会根本就没有筹划叛乱?叛乱只不过是唐玄宗铲除太平公主一党的借口。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武德九年(公元66年),秦王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之间的矛盾已经日趋白热化。

    六月初三,李世民密奏太子李建成与李元吉**后宫。李渊决定次日审理此事。初四清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未完待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