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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日战争的结束，百姓极度需要休养生息。一九四六年，国共在重庆谈判，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意，达成“双十”协定，一方面人民欢欣鼓舞；另一方面，战争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经济一时得不到恢复，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城市粮食供应紧张，一度靠美国大米救济过活。一九四七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重开内战，这时知识界、学校纷纷走上街头，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蒋介石进而杀害了李公仆、闻一多等人，激怒了学生，“反对饥饿、反对迫害”的学生运动迅速漫延全国。地处偏远的广安，全城中学生也跟着闹起了学潮、停课了，接着来的期末考试也无法进行。刚上初中一年级的王思源对此次学生运动完全摸不着头脑。学生自治会的头头们，在同学中发表演说，叫大家不要进课堂，教育局长来校，马上跑到云顶山躲避。这年冬天多雨，阴冷潮湿，王思源天晴下雨都穿一双布鞋，两脚跟冻得红肿，最后破皮溃疡，疼痛难忍。一天吃完晚饭，自治会的头头放风，今天晚上教育局长要来学校，召集学生开会，到时我们通知大家跑上山去。真的晚上十点过，得到通知起床跑向云顶山。初中学生胆子小，规规矩矩呆在山顶，高中生早就回去睡觉了。闹了半个月的学潮，期末考试无法进行，学校宣布放寒假。其实这次学潮与校长并无多大关系，但最终还是给他加了一个罪名，在建的一栋学生宿舍，工期一拖再拖，未能按期完工，撤掉校长，另派一名国民党广安县党部书记来担任新的校长，学潮就此结束。
这年秋天，王思远的婚事已经定了下来，正在为他结婚做准备。夏天以来，，他在邻近的渠县打工，突然拉肚子，吃几付中药不见好转，并不介意，一天天病情越来越严重，无法坚持工作，只好请假回家治疗，经中医诊断得了痢疾。由于延误治疗，远近名中医都请到了，治疗没有效果。近半年时间，用尽家中所有积蓄，倾其全力医治，最终医生停止用药，说无力回天，只有准备后事。思远的母亲哭干了眼泪，父亲撕肝裂肺到处登门求医，未婚妻、未婚岳母跑遍附近名山古刹求神拜佛，抽签、卜卦保佑女婿平安。快到年终，，思远没有死，病情有了好转，只可以说他的命长，再一次逃过一劫。可不可以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很难说？
每次劫难之后，王开均不是高兴，总是显得愁眉不展，他又发愁了。不管怎么说，这个春节，全家人过得还是开心的。元宵节刚过，王思源自己清点好书包行李，向父亲提出明天要去上学，你哪天去交费？王开均一下子眼圈发红，一时说不出话来，眼睛不敢看儿子，扭过头去，吞咽着口水。
“思源啦，你哥哥生病近半年，家里的积蓄全部花光了，现在没钱交费呀！”然后对儿子说。
“不行，上个学期闹学潮，没有期末考试，开学前补考，赶不上就考过了，咋个办呢？”思源着急地说。
“你别急，想办法，过几天我去交费，说明原因，请学校让你补考。”父亲见儿子着急，表示理解地说。
王开均嘴里说想办法，办法何来？左思右想，还是想到女儿思玉，看看她家有没有稻谷？思玉同样含着眼泪借稻谷给弟弟上学，马上派几个人到思玉家将稻谷先运到聂家沟，然后再雇两三个临工，加上长工六、七人一次挑到县城。王思源上学只拖迟了几天，并未影响考试。
一九四八年，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都己结束，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处于崩溃边缘。为防止共军从陕西入川，蒋介石命罗广文兵团进驻四川，在大巴山一线设防，同时对老百姓进行清乡，发放“良民证”，定期或不定期查验身份，在关隘、路口盘查行人，如果被查人与“良民证”身份不符，就地枪决。王思远经过一场大病之后，身体基本恢复，年初应聘大竹城关猪鬃社，春节后即将出发。在准备行囊时，发现“良民证”不在，完全回忆不起来丢到哪里去了。全家人愕然，不知如何是好。要去补办“良民证”，手续如何，时间多长，不清楚；家景不好，经济拮据，不容不去做工。
“把母亲那张证拿来改一改，农村好像没有来查过，怎么样？”王开均说。
三人决定试一试。将煮好的大米饭揉成一团，细心地把“性别”、“年龄”、“名字”三个栏目擦掉，改成王思远。改好后，三人都觉得可以。
“这是一步险棋，拿生命打漂漂呀！”王开均叹了一口气说。
王思远出发了。在去大竹的途中，天气晴好，碰上了罗广文清乡队，递过“良民证”，随便看了一下年龄、性别大体相符。
“叫什么名字？”大兵问。
“王思远”回答。
盘查人打了个手势，“走”。
围坐在长方形工作台四周的制鬃工人，照例是边工作边聊天。有的人谈天下大事，有的人聊生活琐事，七嘴八舌，时而哈哈大笑，时而鸦雀无声。
“共军快进川了。”一个人说。
“茶馆的老板打招呼了，休谈国事。”旁边一个人装着茶馆老板的腔调说。
“喝完了茶来，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另一个人哼起了《茶馆小调》的歌声。
“前些天，大竹枪毙了几个共产党，临死不屈，在押赴邢场的路上，向围观的人大声喊叫‘国民党政权快完了，四川马上就要解放。’最后高呼‘共产党万岁’，唱起了《国际歌》。”王思远接过话低声地说。
“是的，好多人亲眼看到了。”另一个人说。
几天之后，吃完晚饭，天已经黑了下来，忽然进来两个军人，荷枪实弹，说是清乡的。看样子是两人中的头儿，官阶也不高的人叫大家拿出“良民证”，点灯检查，制鬃社的工人依次把证递过去，轮到王思远。
“你是王思远吗？”那位当官的军人说。
“是的”回答说。
“你是干什么的？”军人接着问。
“我是制鬃社的工人。”王思远回答。
“你的证是假的。”军人说。
王思远这时紧张了，原来在灯光下照出了破绽。
“我们都是良民，这里的工人。”王思远低下了头对军官说。
“长官，他一直是这里的工人。”旁边的人也都为他说情。
“到我枕头底下拿一垛銀元来。”王思远扭过头向站在身旁的人说。
“长官，辛苦了，买盒香烟。”他接过‘袁大头’递给军官说。
当官的把王思远的‘良民证’还给了他，头一甩，嘴一噜，示意另一位军人，走。王思远这才放心下来，自己明白，父亲一开始就说过，真是拿命打漂漂呀！
夏天，王开均给思远举办婚礼，把儿媳妇娶进来。正是暑假，思远和弟弟一同到戴市场采购一些婚宴用品，如干鱼、木耳之类。四川的鲜鱼少，价格贵，一般农民宴席是没有鱼的，如果有鱼显得高贵。婚宴传统式的肉八碗，自家宰一头猪。王开均吩咐，平常这种宴席，每桌两斤肉，思远的婚宴四斤肉，再加一支鸡，要办得风光一点。亲朋、沟上沟下邻里都下了请帖，几十桌，确实是聂家沟婚宴的上等，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地将儿媳妇娶了进来。
王开均以为儿子新婚会在家里多住一段时间，思远对父亲说，目前猪鬃生意非常兴旺，是政府赚取外汇的重要渠道，猪鬃社很难请到像我这样的制鬃高手，老板给的月薪翻了一番，想挽留我，趁此机会多挣点钱，我得赶紧回去。
“想个办法，下半年的薪水，全是‘袁大头’，如何运回来是个问题。这次我雇了一个挑夫，装扮成货郎担，险些被哨卡查出；况且，路上常有土匪出没，真是不好对付呀！”儿子对父亲说。
“明年春节前回家，把姑父鄭志国请去做挑夫，我来编织一对稍大一些的夹层竹筐，底层装‘袁大头’，上层装货物。”父亲听了兴奋不已地说。
王思远火速回到了大竹。
王开均听了儿子的一番话，心潮澎湃，发家致富欲望之火重又燃烧，他无时无刻怀揣在心的买田、思源读书两件事，似乎有了希望。为思源读书多存点‘袁大头’，交学费不至于挑稻谷进城，那就方便多了；从现在起，打听有卖田的，想办法买下来，以便衣食无忧。
王思远结婚后，本打算参加姑父二儿子鄭克武的婚礼，因为工作忙，提前去了大竹。鄭克武婚宴后，王开均找姐夫谈起年底或春节前去趟大竹的事，鄭志国满口答应。
“开均啦，你看我大儿子克文抓去当了壮丁，战争结束到现在没有回来，恐怕死在战场上了。二儿子克武能不能让他跟思远学手艺。他的手艺很热门，能挣钱，我们家太穷了。”姐夫有些伤感地向舅子提出。
“年底你去大竹，可以向思远提出，等他回家后，我问问他哪里的情况，我想不会有多大问题吧！”王开均回答说。
一九四八年二月，春节前几天，鄭志国挑着王开均精心设计编织的夹层竹挑子，赶往大竹，步行一天半时间，中途在客栈住一宿。王思远与姑父共同将封好的“袁大头”装入底层，上层装一些杂货，如灯草、毛巾、手帕等转街窜巷的货郎担。出发前，两人商量，晚上一定要赶到一个乡镇，不能在路边小店住宿。走了差不多一整天，太阳西沉，穿过一条狭长的山谷，便可到达预定歇脚的乡镇。
“哥子，不要往前走了，山沟里在‘关圈儿’啦！”快要进入山谷前，迎面走来的行人说。
土匪将山谷两端扎断，关进‘圈儿’里的行人、客商，个个洗劫一空。王思远听说‘关圈儿’，一愣，停住脚步，只得回头，走了不远，无奈天已漆黑，住进了路边只有几户人家的小客栈。肚子饥饿，叫了几个菜，有意喝点酒，暖暖身子壮壮胆。吃完晚饭，吩咐店小二把洗脚水烧热点，泡好了脚，两人好像预先约定的都没有上床睡觉，重新穿戴整齐，坐在床沿边，没有说话。
“把扁担、木棍拿在手上，两人不坐一块，你坐床沿，我坐在屋角，面向门，不点灯，静观动向。”王思远对姑父说。
天气寒冷，要紧牙关，一夜未眠，坐等天明。第二天下午，两人平安地回到聂家大院，父母亲自然高兴，新娘子第一次迎接远航归来的丈夫，当着公公、婆婆的面，不便放肆表露喜悦之情，只是淡淡一笑：“回来了”，转身钻进厨房做晚饭去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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